后疫情时代，全球医疗市场加速变革，中国的医疗市场也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陈启宇指出，在中国，相关监管机构加速与国际接轨，加入ICH、利好的临床实验、注册及准入政策在过去若干年内大大推动了新药在中国上市的速度，而这种势头将在“十四五”期间延续。此外，在资本的多方助力下，中国公司走向国际，海外公司也更接近中国市场。同时，疫情加速各国之间的对话和合作，推动全球协作生态体系的成熟，中国也将成为全球创新药物研发全链条的重要参与者。

在此趋势下，陈启宇认为，后疫情时代，中国药企创新能力变革包含多个要素，自身定位、创新速度、前沿技术、创新深度以及全球化等。

“如今，中国大部分医药企业不是已经在做创新，就是正在思考如何做创新，或者处于准备创新的阶段。但如果这些企业都用同样一个思维逻辑或角色去做创新，那么创新药企业未来的道路很难走得远、走得好。因此，差异化定位是非常重要的。”陈启宇表示。

与此同时，疫情让新冠疫苗和药物研发速度有了质的飞跃，也给医药企业带来新的提升速度的要求。“近5年内，所有已获批准的疫苗开发中位时间为112个月，而新冠疫苗从临床试验启动到获得紧急使用授权批准中位时间仅为7个月，同时全球监管机构并没有降低安全性标准。”陈启宇表示。

“放在中国创新药企身上，不管是‘Me Too’ 还是‘Me Better’，‘Fast Follow’关键在于‘Fast’，未来应该在进一步加速的同时进行差异化创新。”陈启宇称。

而在对前沿技术的布局上，陈启宇表示，下一代生物药产品管线中，基因编辑、CAR-T和RNA疗法等新技术、新疗法、新靶点是重要的方向。

不过，陈启宇也指出，尽管目前中国医药创新在研发管线和上市新药的数量指标上已经位居全球“第二梯队”前列，但参加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的比例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因此，在创新深度方面，中国创新药企应聚焦特定疾病领域，提高临床水平。同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陈启宇表示。

进入全球市场进而打通国际化路径，是中国创新药企业进行持续创新、提升价值的重要环节。

以尊龙凯时医药为例，陈启宇介绍道，经过10余年的打造，尊龙凯时医药现已形成一个全球化网络。在中国，立足本土并以此为强力后盾；建立美国研发中心，加大临床注册、BD、早期创新与新技术孵化。此外，建立欧洲研发中心，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BD与投资活动，强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非洲，打造具备其本土化生产能力和覆盖当地的营销体系；在印度，依托Gland强调生产与协同；在日本寻求技术合作和贸易机会，以及在其他新兴市场选择性建设区域中心，寻求国际贸易机会。

陈启宇表示，当前，中国创新药企业在进入美国市场的不同通路上取得突破，如快速通道、突破疗法、加速审批、孤儿药认证，在全球化上开始有了多元化的尝试。

同时，临床、注册及准入的利好政策显著推动了创新药物在中国上市的速度。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获批创新药数量位居全球第二。

“在资本市场上，中国/亚太也成为全球医药市场的创新引擎。这都预示着中国市场的创新未来具备很大潜力。”陈启宇表示。

而在当前，全球医疗市场的创新格局涵盖从前沿科技到供应链的全球协作，中国企业有不同的路径参与其中，实现全球资源配置。

同时，陈启宇提及，后疫情时代，中国生物医药行业面临诸多挑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如何提升基础研究能力从而持续推动创新，License Out之后创新药出海如何加速在全球各个市场落地，如何提高全球同步研发、临床、注册与审评能力以进一步与全球接轨，以及如何解决核心资源技术、生产和供给存在的“卡脖子”等问题。

“相信后疫情时代给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将带来更大的发展。”陈启宇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