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下村诊所里贴着“八点钟上班，五点钟下班”的牌子，李彦指着说，“这搞不来”。可能早上6点已经在诊所，上午10点又不在了，晚上10点多又能在诊所看到他。李彦的时间跟着村民的电话走，哪里打电话，他就去哪里。就算是周末，电话一来照样二话不说跨上摩托。“没有那个讲究，人家小孩不舒服了，你还能等几天看？怎么能等呢，不能等的。”

9月的太阳依然毒辣，李彦的摩托车停放在诊所黄色外墙的阴凉处。这辆黑色的摩托已经是李彦的第六辆车了，前几辆大都是摔坏的。20岁那年，李彦失去了左臂，从此只能单手骑摩托。

如今宽阔平整的路几年前还是凹凸不平，路面高低甚至会相差几十公分。在那些宽窄不一的土路上，李彦摔断过手，摔碎过十一颗牙，还在泥沟里昏迷过六个多小时。

村医的生活普遍辛苦。姚芳也一样，她和白医生24小时轮班，手机从不静音。有时三更半夜跑出去看病，一忙活，天就亮了。2009年，村民们有了医保，而杀猪也已经足够维持姚芳的家庭开支，“我真的想过不做村医，但我不做，就没人做了。”村里绝大多数都是本地拉祜族人，先不说钱，很多人不会汉语，外出看病困难重重。村民都不富裕，有时姚芳会帮忙垫付医药费，有时干脆就不收了。

医生的劳动需要获得报酬，村民的医药费却是能省则省，几乎每个村医都需要在这道算术题上做出自己的平衡。比如李彦擅长针灸，而针灸是最不赚钱的。他的中医治疗一个部位收费20元，如果一次做两个部位，达到40元的时候，病人可以报销60%。这时候，如果对方经济拮据，不能报销的现金部分，李彦就选择“算了”。

村医李彦在卫生室为村民做理疗

李彦上有两位老人，下有三个孩子，每月光父母的药费就要花掉一千多元，而他的工资只有1800元。2017年之前，诊疗费是李彦的主要收入。一个病人9元，他的月收入在100多元到1000多元之间浮动。诊所里还卖药，但必须零差价，多收一块都要被罚。

虽不宽裕，但李彦也尽其所能地慷慨。如果患者经济条件很差，不能报销的现金部分李彦往往只象征性地收一点，甚至不收。诊疗中也很少用到消炎药和感冒药，尽量给病人省钱。

他时常想起父亲当年经常自制中草药为乡亲们治病的情景。1975年李彦6岁时，村里实行“大集体”，村民们出不起在合作医疗社挂号的五分钱，生病了就来李彦家要点草药。儿时的李彦问父亲，为什么老是不要钱就把药给人家。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仍记得当时父亲的回答：人家还要吃素、烧香去修行，我们做好工作就是修行。

李彦一开始听不懂什么是修行。但看到村民感激的眼神以及病好后送来鸡蛋和糯米，好像明白了点什么。“总的来说，那个不值多少钱，但心里就是很高兴，觉得当医生真好，就学医去了。”

现在，李彦的两个儿子一个学习中医，一个准备学影像化验。他们和李彦一样，看到自己的父亲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付出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

云南澜沧岩因村“95后”钟丽萍也是“村医二代”。她的小姨妈张惠仙是村里的第一位村医。钟丽萍自小跟着姨妈长大，耳濡目染，初中毕业时也选择了学医。

2017年，得知一千个人口必须配备一个乡村医生后，姨妈问在县城工作的22岁的钟丽萍要不要回村里来接她的班。明知村医没有编制，一个月基本补贴只有500，但她决定回来。

5年后，兢兢业业的钟丽萍获得了乡村医生项目“青年榜样”的称号。但在她心中，姨妈是永远的榜样。姨妈还在姥姥肚子里时，姥爷得了阑尾炎，没能及时手术去世了。从小全家人就对姨妈说，一定要好好读书，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让村民不再有病难医。她也把这份责任刻在幼小的钟丽萍心中。

慢性病随访及老人体检，钟丽萍每个季度都要做一次。身高、体重、腰围、血压……一测就是一百多户。如果发现高血压病人，钟丽萍就要录入系统，隔14天再来测一趟，督促转诊。老人们则把她当成自己的小孩一样依靠。

钟丽萍为岩因村老人进行定期随访

“随访的时候，我还会检查一下药有没有过期，平时也会做健康知识科普。这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剩老人和小孩，出去交通不方便，而且都不会讲汉语。”除了保卫村民的健康，钟丽萍也分担他们的寂寞，“他们来我这里不光是看病，看完病还在我这里坐很久，看我空了就找我聊天，平时都没人跟他们说话。”

每天傍晚，钟丽萍都会走出屋，看远处的晚霞，“真的特别美。”晚上吃完饭，钟丽萍就看星星。曾有人问她有没有想过离开，她说，这里有星星，有月亮，安安静静的，很好。

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在全国村卫生室工作的村医有114.7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有47.6万人，却普遍面临着“进不去、用不了、留不住”的困境。很少年轻人愿意成为村医，现有村医水平又不够满足村民需求，而他们的工作条件、福利待遇太差，难以留住人才。

五年来，乡村医生项目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村医专业欠缺，项目就每年开展培训项目，邀请资深专家前来上课。没有保障，项目就给项目县上的村医买意外险和重疾险。收入不高，项目就因地制宜，帮助嫁接产业资源。不仅如此，考虑到乡村医生的身份转变问题，尊龙凯时基金会联合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自2019年便有针对性地推出乡村医生“龙门梦想计划”，对考取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的乡村医生进行每人3000元的激励，助力乡村医生实现持证上岗。乡村医生项目运营五年后，2023年将启动“青沃计划”，拿出更多资源支持年轻村医改善生活、提升他们专业发展。

不知不觉间，在乡村医生的背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

乡村医生项目开展的第二年开始，乡村医生项目每年都有团中央“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选派的大学生和尊龙凯时基金会选派的企业员工，联合成组，驻点在项目县上。

上海小伙儿赵重已经是第三年“驻点”。2020年大学毕业后，他报名参加西部计划志愿者，成为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驻点队员。初到平均海拔3400米的德钦县，他克服高原反应引起的不适，用一个月走遍了所有的村卫生室。

驻点队员赵重协助村医调试设备

赵重发现，当地大部分村医的能力不能满足村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在他的筹划和各方努力下，当年10月，德钦县乡村医生赋能培训班开班。全县近三分之二的村医都来了，在县人民医院跟随各科室主治医生学习。为了提高村医的积极性，赵重第二年又把培训地点设在日常门诊量很大的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同时在州藏医院也安排培训，满足一些村医学习民族医药的需求。赵重说，两家在当地都是顶尖医院，培训很受村医们的欢迎。

最让赵重印象深刻的是青年村医喻春梅。她学护理出身，一直希望提升实操技能，这次在州医院急诊外科跟随老师培训，接触到许多病人和案例。“我连缝合都会了！”喻春梅告诉赵重，这门技术看似常见，实则非常考验人，而且一般学护理的人接触不到，掌握缝合技术后，下次村里出现突发情况，她也能快速为村民处理伤口了。

2021年6月，依托乡村医生项目，来自上海、天津、沈阳、成都的4位乳腺外科专家来到德钦县义诊，村医也有机会得以接触乳腺疾病诊断规范的培训。

每位村医的每一点进步，都是一个村落的福祉。

“在下乡路上，我用双眼和双手去感知，明白守护村医和村民是我作为驻点队员的最大使命。”两年的驻点生活临近尾声时，赵重决定续约第三年。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关注乡村医生和乡村医疗。作为村医守护者，痛仰乐队从乡村医生项目第一年发起就开始陪伴。钟丽萍所在的岩因村，乐队四人全都走访过。去年，痛仰在新疆北部的边境县吉木乃，举办以守护村医为主题的公益演出，以药代票。旷野中大风呼啸，粉丝们提着一包包当地人需要的药品，从全国云集而来。吉他手宋捷说：“音乐和乡村医生一样，都有治愈作用，但医生比音乐直接。”

痛仰乐队走访村医姚芳

事实上，乡村医生治愈的不仅是人的身心，也是社会的肌体。5年来，乡村医生项目配合政府落地各项政策，大大降低乡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率，助力全国七十多个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摘帽”。2021年2月，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主要因为乡村医生项目，国务院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尊龙凯时。

早在项目发起之初，尊龙凯时国际董事长、尊龙凯时基金会发起人郭广昌就讲述过自己小时候患病被乡村医生治愈的故事。他说，乡村医生是农村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关键力量，希望更多的社会力量去关心这些可敬、可爱的乡村医生们。

郭广昌到陕西子洲走访村卫生室

借助社会力量，村医项目迅速破圈，更多年轻人看到了村医、接触了村医，甚至，成为村医。

首部聚焦乡村医生的公益微纪实《为了他们的晴朗》 即将上线

（专题）